我们来这里的之前，听说这里的院子里有散步的鸡；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看到了院子中央的高两三米占地七八米见方的废弃物堆旁边，坐着一只表情冷漠的山羊；第三次来这里的时候，鸡和羊都瞧不见了。我好奇这些动物的去向；毕竟，我无法想象这个三面砖结构教平房充作教室的地方，那些鸡会像未名湖上求偶的鸭子一样嘎嘎乱叫着起飞，竞速；更无法理解那只山羊能像瞪羚一样撞开不结实的猪肝红色的小门。我猜想，这些动物大概只能是被作为食物的一部分杀了吃掉了；抑或，它们本来就是不属于这个小学的财产的，是偶尔手里有牲口的邻居或者内部人员在这里寄存一下的，是随来随走的流动牲口。

动物的命运和这里的孩子们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对偶。

不，我不是说孩子们被杀了吃掉了——让我们唱起盛大的颂歌吧，吃人的旧时代已经过去了，一种全新的、平等的、妙不可言的社会主义，不是已经到来了么？至少血肉模糊的生吞活剥的吃人，可不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么？不，我是在说随来随走——这大概是教室里被老师威吓得一声不吭、等老师离开许久以后又活蹦乱跳吵吵闹闹的孩子们和外面水泥地面上冷漠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的动物们的一个共同点。等到在教室里实在扯着嗓子也抵不了喧闹以后，我会给自己十秒钟的喘息，哀悼自己失败的教书生涯，并且思忖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

我永远无法理解他们如何能够如此孜孜不倦地发出噪音，在课堂上永无休止地互相抢夺东西，互相扔作业本，不断地举手打断我的说话，告诉我他们要出去上厕所——事实上，他们无需打断我的说话，因为我们的言语多数情况下都很难作为一种声音被辨认出来。在我掏出两把网购来的小巧的钢琴调音专用440Hz标准A音音叉并开始努力解释起不同物体自由振动发出的声音衰减的快慢不同时，他们只是不断地想要从我的手里取过一支音叉来赏玩。当我给他们了以后，过了半分钟他们就会厌倦地交给身边的下一个急切的同学；再过十五秒，他们会后悔自己竟然把它给了别人，然后恼怒地向前面自己给了音叉的同学伸手要回来。

“不，不，你只需要轻轻地敲一下就可以了。”我努力劝说他们放弃把到手的音叉用最大的力气朝书桌上砸去，但他们乐此不疲，仿佛更大的力气确实能够造成持久的更大的振幅。我奋力从他们手中抢夺过音叉，然后轻轻敲了一下，迅速地把音叉放到他们急不可耐凑过来的耳朵旁边。过了五秒钟，那孩子恍然大悟地叫了起来：

“我听到了嗡嗡嗡的声音！”他高声宣告。于是附近的孩子都吵着想要自己来做这个实验。我拿着音叉一个个地方把实验做过去的时候，他们居然很乖巧地坐正，等着我去敲那个音叉。我一敲，他们就很快且整齐地把耳朵对过来，去听那音叉的声音。听到的时候，突然绽出那种骄傲和欢快的微笑，同桌两个便开始大声嚷嚷着叫唤着自己的实验成果起来，颇让人欣慰。我一转身，却发现剩下的整个班级依然出于极度的混乱之中。

下课铃响起的时候，我发出了一句可有可无的口号，整个教室在我发话之前就完全散乱，流向外部的院子里。我无奈地看着黑板上残留下来的画了一半的振动图象，再回头也并看不到一个想要把课上完的孩子，然后无所适从地，我开始自顾自地在黑板上解简谐振动的微分方程，直到我解到最后一个余弦形式的振动函数。我回过头，竟然发现后面站着一个孩子一直在看。

“这个A是什么？”他指着振幅问。

我有些吃惊：“这个是代数式，这个字母可以代表随便什么数。”

“也就是说这个可以是1，可以是2？”他反应很快，“那这个也是？m和k也是随便的？”他现在指着表示角速度的部分。

“差不多，不过m不能是0，”我解释道，“k可以是0，那样就表示并没有发生振动。”

“那如果是1，就表示稍微有点振动？”他问问题的速度比我想象的快很多。我于是和他解释A描述的是振幅，角速度项描述的是振动的快慢。离开的时候，我混乱的思绪中感到，也许这些孩子里真的会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这个念头让我感到欣慰。我们站在肖家河的太阳下，闻着废弃物堆散发出来的芳香，欣赏着角落里的山羊。它面无表情而又毫不躲闪地和我们对视。哦，你好，我听到它说，这里总会有新人来，不是么。在这里，我和它一样，都是一个转眼即逝的过客。这些孩子也一样。

我把音叉留给了孩子们一周。第二周来的时候，学校的老师狠狠地将我说了一通。她操着浓重的方言，尽量客气地让我理解这种带有棱角的硬物在孩子们手里和干将锻造的利剑没有什么区别——不同之处在于，把音叉留给孩子们暂时不会让我面临死刑——我唯唯诺诺地听着，温顺地表达赞同和歉意，讲台下的孩子们鸦雀无声。我见过他们被老师威吓的场景。我写板书的时候，每当我背后的喧闹突然消失不可闻，我便会下意识地用余光瞥门口，然后就能看到一个黑色的肥胖的剪影，挡住了逐渐西斜的太阳。一周以后，当我到达教室的时候，一个男老师正坐在讲台旁的椅子上，底下的同学们安静得可闻落针，老师面前是一个眼眶微红、脸颊上好像有点被击打了以后得淤血色的姑娘，我猜想是被打了，不知道是老师，同学，还是家长。靠着黑板站着两个矮一点的男孩儿。见到我来了，老师让姑娘回座位，然后问两个男生他们站着干什么。底下传来一片哄笑。

门口的班长手里一直拿着一张纸。上课的时候，他也不好好听，只是望着整个教室，手里的笔蠢蠢欲动。后来，我知道他是在遵循老师的旨意记录上课说话的同学，因为有时当我在讲的时候，他会不客气地对其他同学指手画脚，让他们别说话了，威胁说记他们的名字——不只是威胁，他的纸上不到半小时已经出现了一列名字，有的同学上课倒很认真，就是因为回答问题、和我讲话，被记了说话，很忿忿不平地要他把他们的名字划掉，一边嚷着：“我说什么话了，我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也劝班长，说这些名字都不用记了。班长像看着傻瓜一样对我展露出孺子不可教的神色，然后告诉我这是老师的旨意。

哦，不，他们当然不是天使，也不是在宣传画里面反复出现的“贫困山区的热爱学习的孩子们”的形象。如果有人一定觉得上帝会尽力去让所有人都有幸福而且有美德的生活，那我可以向他保证上帝至少是放弃了这块土地。他们在课堂上互相用粗俗的话语攻击，当我给他们录音的时候，亲耳听到他们用有口音的语言快速地说了一长串脏话，然后相视大笑。当然，他们也互相帮助，一起玩，对付老师的时候大概是同舟共济的性质。他们多数情况不听我讲课，但也有孩子一直在听。他们中的许多对于身边事物充满了好奇，但绝大多数不曾愿意为一个问题付出超过两分钟的听课或是有目的的探索。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群体，大概是普通，和我身边的人群没什么本质区别：有那么一部分好斗、粗鲁、爱说脏话，那么一部分温和温顺，有一部分不在乎身边的事物，有那么一部分对于生活还是充满了好奇。不同的是，这点好奇可能够一个家境稳定的孩子读到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对于他们可能只能把他们支撑到高中。

“明年学校就要拆了，”几个男孩子在下课的时候跟我说，脸上并没有我能够捕捉的不快与悲伤，“然后我们就回老家。”有河北的、河南的、湖北的，还有许多其他地区的。“我每次都是自己回家的！”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儿不无骄傲地说，他的家在山东，每次到了三天以上的节假日他就一个人回老家去。“什么时候带我们去实验室呀？”他们一个个问道。我在课上和他们讲物质的微观结构，讲到分子和原子，他们都不信。“这些是很微小的单位，所以你们是看不到的。”我解释说。“显微镜下能不能？”一个积极的男孩子叫出声来。“不能，光学显微镜下面只能看到细菌那种东西。”“那我们想看细菌！”他紧接着回答，“带我们进能看细菌的实验室吧！”然后整个班就都嚷嚷起来。

我很怀疑让他们进实验室除了让他们乐一下以外有没有什么别的用途。第一节课上，我询问声音是由什么产生的。“振动！”全班内有五六个同学立马叫起来。“为什么？”我很热心地问。“因为老师说的。”几个孩子答道。他们都对权威有毅然决然的顺从，不论这种权威是来自于小学里严厉粗犷的威权，还是志愿者或者是老师的知识上的优越；对于前者，他们的表现是行为上的服从，对于后者，则是信息上的服从。

很久以前，我也收到过类似的请求。“哥哥，带我去你们的学校看一看好不好？”当时，我在一家残疾人寄养院里面做志愿者，跟我说话的，是一个明明比我大很多的男子。他的身体蜷缩在轮椅上，眼睛眯得很小，但笑容绽得很大。那时，我高二，正在我在志愿者队的最后一次服务，我没敢答应，只是说我去和学校联系一下。有时回想起来这件事情，我竟会对于回想起这件事情的自己勃然大怒，仿佛自己揭了自己丑陋的伤疤——我明明可以去联系，明明可以去做一些改变，虽然手续很复杂。但是这次，我还是没敢答应，甚至说了同样的话——征求他们家长的同意？没一周怎么够。征得入校许可？又是一桩麻烦事儿。最后的最后，这所学校下学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手续真的通过了，那我也找不到他们了。

“自然界里面有两种电荷，一种叫做正电荷，一种叫做负电荷。这和你们数学里的正负不太一样，只是表示两种不同的电荷，不表示大小关系，就像……男生和女生一样，”我竭力去寻找一个直观的解释，“电荷就像男生女生，男生和女生之前会互相吸引，不同种电荷之间也会互相吸引；同种电荷就相互排斥。”

“那为什么男生和女生总是打来打去？”一个一直听得很认真的女生问道。旁边的同学们都笑了起来。这话儿我没法接：“呃……这可能是因为你们还比较年轻，没有感受过那种吸引……”“男生也可以喜欢男生！”一个男生机敏地说，嘿嘿地笑。“对，同性恋也是人类中的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在电荷里，同种电荷就是互相排斥的。这恰好证明了人的自由，可以不用完全顺从自然法则行事。”我自己都不太确信我说的话。当然，人的同性恋与否，我料想可能也是自然决定的；更重要的是，我也不知道人究竟有多少自由。与社会抗衡？难。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抗衡？太难，至于不可能。

曾经我在残疾人寄养院，感觉我看到的是没有出路的泥潭：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离开轮椅的，没有办法离开床铺超过半小时的，他们有的走路颠簸，有的身子歪斜——这些残疾人不是仅仅身体残疾，我猜想他们的神经系统可能有某种障碍，使得他们没有对于身体的控制，也没有完整的认知能力——他们十几岁的时候被送进来，家人或许曾经为此努力，为此发狂地努力，最终选择了放弃，然后他们会在这里呆到几十岁，接下来还是这样……在这个社会中，他们是外人眼中完整的悲哀：没有办法对社会做出实质性贡献，没有办法对于除去他们以外的任何人提供帮助，他们只能依靠社会福利获得帮助，直到生命结束，从出生以来就几乎注定如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几乎没有出路。

现在，我看着这件破败的、蚊虫飞舞的教室里面的孩子们，我知道他们不一样：他们不仅不是没有出路，而是被迫会有自己的出路。将来，他们会是这个社会中重要的群体，甚至是中流砥柱，参与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只是在这个被遗弃的来京务工人员子弟小学里面，我看不到能够让他们改变自己生活的出路。也许会有，但希望不大。出了门就可以看到不远处高大华丽红房子的北京大学附属小学肖家河分校。如果没有在网上查的话，我无法想象那原来就是以前的一所外来务工子弟学校，肖家河小学；只是为什么，没有办法包容风华爱心小学里的这群务工者子女？我不知道，也无从得知。

现在，我们把这幅图景给照下来吧：破败的教室，再过个把月就要拆掉，说不定会有另一所学校在此动工建设，只是不是他们的容身之所；废弃物堆，破椅子、桌子；写不上字的黑板；凶悍的老师，胡乱染的头发和肥胖的身躯；蚊子和苍蝇，在黑暗的角落试图寻求慰藉；山羊，趴在院子里冷漠地晒太阳；我们，作为北京大学的志愿者，来到这个按理说接纳务工者子女的自己大学的附属小学旁边的爱心小学，完成北京大学要求的志愿课时；学生，普普通通的集合体，互相打闹、辱骂，一起嬉戏、玩耍。他们听从命运的奴役，并且顺从社会的驱使，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区别，校舍、山羊、老师、学生、我们。他们没有一个不是受害者，也没有一个不是施害者，在这一点，他们也没有区别，所有人都一样。

哦，大概除了那只山羊。